竹林漫步在田野，望著西下的紅圓的落日，我常想：它跟初升的太陽并沒有什么兩樣，只是更具溫柔的魅力，更棄滿了對色彩的激情向往。
蕭乾說：“在這個世界上，冰心只有兩個人最親，一個是巴金，一個是我。”
遲到走進民族學院這幢簡樸的樓房，年過8旬的蕭乾先生突然變得步履輕松，手杖掛在腕上，迅捷地走在前面，再不要人攙扶。
這個剎那，仿佛穿越時間隧道，覓回了流逝的歲月中那一刻帶著激越音符的流光——這是馳騁在歐洲戰場上的那個足登高筒靴、身著綠軍裝的中國記者。
寬敞的臥室內，一塵不染的書桌上擺著大花瓶。花瓶里注滿清水，供養兩支粉紅色的牡丹;片片秀雅的嫩瓣托著點點晶瑩的水珠，彌散在馨香在空氣里流動，淡淡的，若有若無。配合著暮春明媚的光照，這花朵于搖顫間竭盡燦爛，似有一種恒久的穿透力。
在花前轉過身來，那是她——他的“世紀大姐”冰心：樸素的中式布衣，白皙茲祥的笑臉，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一條純白的羊毛披巾柔軟地搭在胸前。
他們緊緊握在一起。他上身前傾，脖子伸得長長，半是淘氣、半是乞求地把自己右邊的臉頰給過去。于是她在那里親切地吻了一下。
他似乎不滿足，依然猴著不起身。她又親了親，他這才直起身。這時墻上的掛鐘指在“10”上，一個圓滿完美的數字。“你現在當了官了，架子大了。”她拍拍他，“說好9點半來的，我都等半天了。”
他歪著腦袋笑，不知是滿不在乎，這是掩藏一份知錯的愧意，像變戲法一樣，取出一包枸杞，一包軟糖——似乎要以此來搪塞自己的遲到。
她竟不領情，并且機智地揶揄：“你又把自己不吃的東西拿來送給我!”“我吃，我吃的!”他急得連連聲明。
她仍不信：“你不是有腎病不能吃糖嗎?”“可這糖我吃。”他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說，“這糖，不是一般的糖;這糖，咳，這糖……”似乎要數出這糖與眾不同的好處來，但終于詞窮。她便又鋒利地點穿：“難道這糖能治病?”“反正，這糖對身體有好處。”他就大言不慚地接過來了，并且得意洋洋地晁了晁腦袋。“你什么時候吃啊?”她忍著笑，終于相信了的樣子。“我看電視的時候吃。”他認真地解釋，“每次吃一顆，有時兩顆……”。
那神情，仿佛隨時準備抓一顆糖扔進嘴里，她倒勸阻起來：“聽說腎病吃糖不好，你還是別吃了，要聽醫生的話。”“我最聽醫生的話了，”他忙又表白，“醫生說不吃糖我就不吃糖，醫生說不吃鹽我就不吃鹽，我連喝咖啡都不擱糖，我還常吃生食……”“你還菇毛飲血嗎?”“有什么辦法，只要醫生吩咐。”
她意識到自己受了捉弄，這個淘氣的小弟，總是要以自己的頑劣激起她寬厚的深愛：“看到你，我就想起了我弟弟，小時候，你們盡干壞事。”
見他的大姐眼圈微紅，蕭乾先生趕緊把我推出：“大姐，我給您帶了個孫女——您的孫女向您獻花來了。”
捧在我手里的，是一束鮮艷欲滴、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有紅的也有黃的;這才是害蕭乾遲到的真正原因——為了驅車去尋覓那在早晨初放的最清新美麗的鮮花。
信封這時，冰心嚴肅地望著蕭乾：“有一件事，你知道不?我可生氣了!”“大姐，什么事?”“有人整天班不上，卻占著一輛車。公家的一輛車，專給他一個人用!”“你說誰?”其實蕭乾馬上就明白了，又嘆息一聲：“他有后臺啊!”“管他什么后臺，反正，我不能容忍!”冰心憤憤地說，“我不能容忍這種事，我聽說以后可生氣了，可生氣了!”“是讓人生氣!”蕭乾同感，“現在，真不像話!”“應該撤他的職!”冰心好像還不解氣，又加了一句，“換了我一定撤他的職!”他們以一種童稚的認真熱情地憤怒著，仿佛不知道，當今世界，人們用公款吃喝玩樂，用公款出國旅游，甚至用公款逛夜總會……突然間，冰心又想起了什么：“吳清說，餅干舅舅可真小氣，信封都是用舊掛歷糊的。”
蕭乾不吭聲，只是笑，調皮而狡黠地笑，眼睛瞇成了一條線，嘴彎成了月牙。
冰心大惑不解，追著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這么窮，用舊掛歷糊信封?”“嘻——”他終于笑出聲來，一副惡作劇的樣子，“那可是專為你準備的。”
見他的大姐還不明白，他不由得大賣關子：“就是專給您的——給不用這種信封。”“為什么?”“您不是反對用公家的信封嗎?”他俏皮地反問，一改剛才的義憤。“可也沒讓你用舊掛歷糊呀!”冰心還是那么認真。“那我就用文中館的信封給您寫信啦!”這口氣，簡直是一半威脅一半撒賴。“不行不行!”冰心居然真怕他這么做，連連阻攔。“那我還用舊掛歷糊。”這就是全然在撒賴了。“你不能買點信封嗎?街上去買點。用舊掛歷糊，多麻煩呀，又浪費時間。”
冰心低聲細語，那樣耐心，如同在跟一個不肯在飯前洗手的小弟弟講道理。就差沒把那雙小臟手按在水里打肥皂了。
我驀地記起，許多年前，我有過兩封來自民族學院“謝緘”的信，白紙信封，一角印著素花，街上出售的一種。
蕭乾先生給我信，牛皮紙信封上印著“中央文史館”的紅字。但信箋是自裁的白報紙，沒有格子，正面反面，充分利用。
我呢?我寫信既用作家協會的信封，又用作家協會的信箋——當然郵票自己貼，至于公家的小車，是沒有福氣坐的。
又記起上海的一家精品店，出售的一支唇膏價值1.9萬元，上柜即被一時髦女郎買去，晚報的記者追蹤前去采訪，拿出發票一看，那發票上寫的不是唇膏而是“辦公用品”——所謂“辦公用品”，似應包括信封信紙之類。
超越“最近馬金給我寫了封信，寫得很長。”冰心告訴蕭乾。
望著冰心的蕭乾，收起頑皮像，正襟危坐，流露出極關切的神情。
冰心說：“他寫到后面，說自己精疲力盡。你看，寫了一封信就精疲力盡，他精疲力盡了……”“是他自己寫的么?”蕭乾猶豫了一下，“也許，是小林代筆的吧。”“是他親筆寫的，信封也是他自己寫的。他說他精疲力盡了，精疲力盡了……”冰心一再重復，低沉的嗓音里，有一種純屬女性的柔弱的憂傷。“不要緊，”蕭乾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說，“他雖然年紀大，可是器官沒毛病，說不定比我活得長。”
這一握之際，所給予的必是溫暖和一種力量。他悄悄地、知心地靠近她：“大姐、我少了一個器官。“你少了什么器官?”“我少了一個腎。”“少個腎算什么呀。”冰心笑著安慰他，“有人還少了膽呢。”“可是，膽并不重要啊!”“那倒是，”冰心點頭，“少了膽的那位朋友，最近給我來信說，割膽以后，膽子更大了。”“這不就成無膽英雄了!”一起開懷地笑起來。這笑聲有如早晨的陽光濕沉。
突然蕭乾收住笑：“大姐，你知道我平生最怕什么?”不等回答他先就皺起了眉，做出一副發愁的樣子：“我最怕的是題字——我的字寫得不好，像狗爬，可人家看我是中央文史館館長，總以為我字寫得好，總是叫我題。最近一個元帥死了，還叫我題碑……”“哪個元帥?”“想不起來了……反正，是個元帥。”“你題了沒有?”“題了——不過，我題，讓別人寫。”“那還叫什么題字!”冰心開心地笑著打趣，“別人替你寫，也算你題字?”“這有什么辦法啊!”蕭乾依然苦著臉，“我的字不好看，不好意思往人家碑上刻。只能取這么個折衷辦法，算是蕭乾題，某某書。”“也有人讓我寫悼文，我就沒寫。”冰心好像并不同情他的苦衷，“不過一般我都寫，凡我不寫的，必有原因。”
蕭乾一聽，便有些發急：“那我死了你寫不寫?”“你——”大姐看著她的弟弟，故意停頓了一下，似乎在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你寫不寫。”
他的大姐終于心軟，以一種既溺愛又無奈的口氣說：“我當然不得不寫了。”
蕭乾終于瞇起眼笑了，高興得如同得了一個大獎。“可是，我會死在你前面。”冰心又說。“不，”生怕失掉這份獎，蕭乾叫起來，“也許地我死在你前。”“我死在你前面!”冰心顧不了慣有的大姐風度，固執地說。
像貪饞的孩子爭奪甜蜜的糖果，他們爭著這個“死”。蕭乾說過：“死亡使生命對我更成為透明的了。”而在他清澈的眼底。連天宇也是透明的。
也許，這便是一種超越，對生命和死亡的超越，對滾滾紅塵功名利祿的超越。“回去代我親親潔若。”“那你就親我吧，我回去親她。”
——這是照例的告別。冰心奶奶轉過臉來朝我微笑：“我這個弟弟，總是要我親他，像小時候那樣。”又說：“我這個弟弟，年輕時毛病可多了。現在好了，嚴肅了……不過也不算很嚴肅，還是很幽默的。”
我報以微笑。
我看見蕭乾先生也在笑，似乎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在照片上還是書齋里，凡見到他的時候總是在笑：清亮如童眸的眼睛，閃著既天真又頑皮的光芒;彎如月牙的唇牽動著幾分溫柔，幾分寬容，幾分洞察世事的睿智。
在這樣的微笑面前一切語言都屬多余。也許人類的微笑，便是一種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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