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家葉圣陶說，作文就是說話。其中有兩層意思：其一，要有話說；其二，話要好好說。這兒只談談后者。如何說話才算好呢？能激活讀者大腦的話便是好話。如何激活讀者的大腦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想想讀者的大腦究竟喜歡什么、需要什么。即是說，我們首先要研究讀者語言解讀背后的生命狀態。
筆者以為讀者的生命狀態主要體現在四方面，簡述如下：
其一，大腦機能自主化。心理學中信息加工理論告訴我們，人的大腦及感官的運行流程分三步：接受刺激、進行加工、傳導興奮。因此，大腦工作的狀態是積極的、自主化的。如果輸入大腦的信息簡單或陳舊，大腦便很難獲得自主加工的快感，甚至陷入疲憊。看一遍《天鵝湖》，大腦獲得快感，但看三百遍，大腦便只能進入消極的抑制狀態。因此，好的語言總是留給大腦自主加工的空間。《紅樓夢》(48回)中香菱說“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王維詩)，“白”“青”兩字“念在嘴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可見這兩字所留下的加工空間！“這個女孩長得一點不漂亮”自然就不如“這個女孩長得一點不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因為后者需要大腦對“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進行加工才能獲得“不漂亮”這一信息。而這一加工過程給了大腦快感，因為滿足了大腦“機能自主化原則”。“峨嵋山月半輪秋”較“峨嵋山秋月半輪”有詩意，也正在于語序的倒錯而使大腦有了自主加工的快感。
其二，信息刺激陌生化。這是“大腦機能自主化”的延伸。陌生的信息輸入大腦，大腦進行的“自主化”加工就更富有挑戰性，自然也就更易獲得快感。因此，我們的文字應給讀者大腦輸入新鮮信息，第一個以花喻女兒的，是天才，第二個則是庸才，第三個只是蠢才；詩詞中同是說“山”，便有“青山”“碧峰”“翠巒”“黛岫”……諸語，說“夕陽”，便有“落日”“晚照”“夕照”“夕曛”“斜陽”“余暉”“殘照”“殘陽”……諸語，這并非騷人墨客游戲文字，而是自發地運用了“信息刺激陌生化”這一原則。
其三，思維模式立體化。中國人的思維不同于西方人，西方人長于流線型的邏輯思維，而中國人更喜歡立體化的形象思維。《周易．系辭上》中有這樣一句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立象以盡意”正是我國浩瀚詩文基本的“立體化”思維模式的最好概括。詩言志，而志不直言，巧借“象”言之。馬致遠想說羈旅之苦，便列舉“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等象助其言之；讀者借助“斷腸人在天涯”一句的提示，去感受這些象，自然心有戚戚，感同身受了。文載道，而道不直說，常借比喻或寓言言之。諸子百家文，無不如此。一部《莊子》，寓言(含喻)就占十之八九。先秦而下，《詩經》，漢賦，唐宋華章……《圍城》……亦無不如此。又如“鷹鼻”的表現力自然強于“勾鼻”，“鵝卵石”也強過“壘石”。“春風又綠江南岸”中，一個“綠”字，以形象的“色”激活大腦，使滿腦里皆是光鮮春色，又恍若眼前，盡得風流；而將“到”“滿”……易“綠”字，大腦便只能知道江南皆春而無余韻，正如囫圇吞棗，知棗而無棗味，因為思維沒有獲得“立體化”的滿足。
其四，認知選擇情感化。個人在物質的及社會的環境里，選擇對象形成認知。在認知過程中，個人重視的首先是符合其欲望、情緒的對象。因此，讀者更愿意接受情感化的主觀性語言。“綠色的郵筒孤獨地站在街的對面”的表現力自然強于“綠色的郵筒立在街的對面”。“云破月來花弄影”中，“弄”較“搖”好，原因在著一“弄”字，花不復花，影不復影，花影皆性情中人也。
當然，這四方面并不是割裂分立的，相反，它們是渾沌的、整體的、綜合的，相互包容而化為一種生命狀態。
我們的文字正需要“迎合”讀者的這一生命狀態。如何“迎合”呢？作者應具有同讀者一樣的生命狀態！寫作與閱讀不就是兩種生命狀態的交流、碰撞、溝通嗎？而作品不就是這兩種生命狀態相遇的“場”嗎？也就是說，作者只有激活自己的生命狀態，并在這種狀態下創作出作品，這作品才能去激活讀者的生命狀態。
為此，筆者提出這樣的語言傳達總則：有話不直說，換個說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