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到今天，已經百余年了。從戊戌六君子以鮮血警醒中華，到孫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建立起適合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
　　百余年來，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之奔走呼號，甚至拋頭顱灑熱血，甚至散盡萬貫家財……那時候，人們便看到了，被人欺負的“東亞病夫”如果再不像一頭獅子一樣醒來，向這個世界發出怒吼是不行了。孫中山先生在鼓勵革命志士時，說出了“我輩既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付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一個世紀過去了，孫先生的箴言依然擲地有聲，只要尚有一絲讓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直起腰來的念頭，便會在心壁上發生巨大的回響。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孫先生的“一躍而登中國于富強之域，躋斯民于安樂之天”的理想似乎是實現了。然而，中國的經濟上去了，同時，我們也看到偏遠地區的孩子依然在漏雨的危房里，用泥壘的桌椅上課；我們也看到一個摔倒的老人，多少人扶不起來；我們也看到了一頓飯可以吃掉成千上萬元，卻舍不得給看不見摸不著的基礎文化建設增加投入；我們更看到了地溝油、毒奶粉……
　　有錢能買得到奢華，卻買不到優雅。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民族，直至一個國家，要有與他人平等對話的水平，往往憑金錢是辦不到的，憑的是一種底氣與精神。當年孫先生推動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其意義就在于讓中國人在底氣上精神上振作起來。之所以能夠發生1919年的“五四運動”，便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上敢于說話，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使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的深化改革之路，的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今天回顧孫先生當年的話，不僅不因失敗而灰心，不因困難而卻步，更在于“應付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我們的確窮怕了，但是卻不能有了錢就去打要飯的。善從平等開始，無論是誰，都沒有高人一等的理由。我們在世界上要憑著幾千年的文明立世，那就得拿出中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