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朱東潤老先生作為復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講臺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卻牙根緊咬，面色難看。簡直要上刑場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說出話來：我原計劃五年完成的三本書，現計劃三年完成！話音剛落，臺下便是一片哄笑之聲。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勁卻上來了，說什么都不肯再讓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這若是被日碼萬字的當代作家看見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這么倔？何必跟效率較勁？簡直是一根筋！ 　　的確，對于講求效率的智慧的當代人來說，這樣的做法，實在是不知變通，乃至于冥頑不靈了。三年，豈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問題。只要愿意坐家，輕敲鍵盤，日碼萬字也能輕松搞定。只是，如此隨緣、如此寫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釋過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來恰如變了質的白開水。 　　同樣冥頑不靈的，還有歷史學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聲鵲起，然而他的出名，卻不是因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為笨。十多年的時間，老先生統共寫了三本書，加起來不過七十余萬字，平均到每天不過百余字。然而，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訪遍了各地圖書館、書庫，翻閱了兩千多萬字的史料，直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幾天幾夜不眠不休，最終才有了那么一點老笨結晶。然而，這樣的著作，定心讀來，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為，認認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堅定地從笨處著手。古人吟詩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方才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這種精神離今天的我們實在太遠了。在速度與效率所帶來的緊張與刺激中，精品之作也離我們越來越遠。我不敢說今天市場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場利潤的引誘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隨浮華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這流失了的春華，恰恰是我們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時候，我們的作家能夠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齒：不行，最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