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證實了中國政府有關中日戰爭與世界戰爭具有相聯關系的預言，也將中日戰爭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緊密地聯為一體。此后，中國活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舞臺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起一個大國的責任。擇要而言，中國在如下幾個方面的積極作為令人矚目：
　　第一，兩度遣師境外作戰。珍珠港事件發生后，中國立即倡導建立反對軸心國的軍事同盟，實施共同作戰。不久，蔣介石就任盟國方面的中國戰區統帥，擁有指揮中國、泰國和印度支那境內一切盟軍行動的權力。為協防緬甸，中國派出精銳部隊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入緬作戰。盡管中國戰場也急需重兵，但中國以反法西斯戰爭全局為重，將盟國共同的戰事視為自己的戰事。
　　緬甸防守戰中，中國遠征軍雖英勇作戰，但由于中英之間缺少戰略配合，戰斗以盟軍的失敗而告終。緬戰失敗后，部分中國軍隊退往印度，在那里經過重新整訓和擴充，組建了中國駐印軍。從1943年年末開始，以中國駐印軍為主體，盟軍發起了緬北反攻戰。這是盟軍在亞洲大陸的最早反攻。這一作戰取得重大勝利，為1945年春緬北地區的收復打下了基礎。緬甸一戰無論是在中國抗戰史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都留下了獨特的一頁。
　　第二，中國戰場為亞太地區盟軍空軍對日作戰提供了后勤基地的支援。1942年4月，美軍16架重型轟炸機從太平洋美國航空母艦上起飛，首次對日本東京等重要城市進行戰略轟炸，返航后在中國浙江省衢州空軍機場降落，中國因此遭到日軍的大規模報復。日軍發起浙贛作戰，破壞衢州、麗水、玉山等機場，并殺害我官兵和民眾25萬人。此后，特別是1943年與1944年中國戰場反攻期間，中國又先后為美國第14航空隊等盟軍空軍，提供了成都、梁山、昆明等機場，以便轟炸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和遠在臺灣、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戰略要點，直接支援了美軍在太平洋的對日作戰。
　　第三，努力調解英印矛盾。中國對英印事務的介入則更為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國際意識的增強。1942年2月，蔣介石一行訪問印度，勸說處于尖銳對立中的印英當局與印度國大黨為戰爭大局作出妥協。這一出訪本身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走出國門，并參與他國事務的調解。中方希望印英當局允許印度取得自治領地位，并保證其戰后獨立，希望國大黨暫緩提出立即獨立要求，放棄不合作政策。由于英印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蔣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開羅會議時，中方再次提議“中、美、英、蘇聯合發表宣言，保證印度于戰后立即獲得自治領地位，并于戰后若干年內獲得獨立”，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反對殖民主義在戰后亞洲繼續存在的立場。
　　第四，中國戰場還為蘇美等盟國提供了軍事戰略情報的支援。蘇聯一直派軍事情報組常駐延安，收集情報。當中共中央從截獲的日軍電報中獲悉納粹德國將于1941年6月21日進攻蘇聯時，立即將這一情報轉告在延安的蘇聯軍事情報組。中共還允許美軍在八路軍晉綏、太行等根據地和新四軍第5師駐區設置電臺，并向美軍提供日軍情報和氣象資料。在華南，美軍第14航空隊與華南游擊隊東江縱隊合作，建立了情報、通訊、氣象等方面的聯系。
　　第五，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創建。在戰爭中，中國政府便有了關于建立戰后國際組織問題的考慮，中國方面的這一構想與其他盟國不謀而合，它最終被融入聯合國憲章之中，成為聯合國安全架構的一項核心內容。
　　而在和平年代，中國依然在積極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幫助維護戰亂國家的和平。在滄州，也有一批人參加維和活動，像滄州第一位維和警察葛建軍、榮獲聯合國授予的“聯合國維和勛章”的齊立偉，還有王蘇和于培杰。
　　所以，無論現在還是過去，中國一直在以大國身份維護世界和平，在維護世界和平中都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