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面上的簡不等于精練，藝術表現上的繁筆，也有別于通常所說的啰嗦。魯迅是很講究精練的，但他有時卻有意采用繁筆，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戲>里寫“我”早年看戲，感到索然寡味，卻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場，“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棗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有誰像這樣來說話、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極點。然而在這特定的環境、條件、氣氛之下，魯迅用它來表現一種復雜微妙、難以言傳的心理狀態，卻收到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劉勰說得好：“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無論繁簡，要是拿“無可削”“不得減”作標準，就都需要提煉。但是，這提煉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筆時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幾個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寫出的時候并沒有大費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來自生活，發諸真情，做到繁簡適當并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顧炎武引劉器之的話說：“文章豈有繁簡耶？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
現今，創作上有一種長的趨向：短篇向中篇靠攏，中篇向長篇靠攏，長篇呢，一部、兩部、三部……當然，也有長而優、非長不可的，但大多數不必那么長，確有“水分”可擠。作品寫得過長，原因很多，首先是對生活的提煉亦即藝術概括的問題，但藝術手法和語言表達的欠洗練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條。簡而淡，繁而冗，往往兩病兼具。有的作品內容確實不錯，因為寫得拖杏累贅，讀起來就像是背著一塊石板在劇場里看戲，使人感到吃力、頭疼。而讀大師們的名著呢，卻有如順風行船，輕松暢快。
感此，提倡簡練為文，重議文章繁簡得失這個老題目，也許并不算得多余。